一本《人间词话》 ，让人们深深的记住了这位国学大师——王国维。

或许人们只认为他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，但其实，这位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的著名学者，在教育、哲学、戏曲、美学、史学等方面，同样具有很深的造诣和创造性的见解。

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之处，就是把西方哲学、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、美学相互融合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。同时，又深入的研究词曲戏剧，而后又治史学、古文字学和考古学，正因为如此，郭沫若称他为“新史学”的开山。而他平生虽学无专师，但成绩卓越，贡献突出，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。

1911年11月，王国维随着罗振玉旅居日本京都。那时，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常常出入罗振玉家，他回忆说：“罗先生家里，人多得不可思议，其中有一位，其貌不扬，说话口吃，看起来倒是读书人的样子。他好像非常专心的写着什么，这人就是王先生。”福田喜一郎也说：“王先生会一点口吃，有时当罗先生的翻译，可是不太流畅，而且口吃，不太好懂的。”他们所讲的“王先生”就是王国维。

即便是如此，现当代文学大家们却对王国维的评价相当的高。鲁迅曾称赞道：“中国有一部《流沙坠简》 ，印了将有十年了。要谈国学，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。开首有一篇长序，是王国维先生做的，要谈国学，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。”

如此崇高的声誉，无一不是来自于王国维自身的学术成就。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，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，被誉为“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，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”。而这一切是由于，王国维是第一个试图将西方的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美学相结合的人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，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。

同样，作为“新史学”的开山，其古史新证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。王国维在上古史、唐史、宋史等古史的研究，在有关于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，在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，在敦煌学的拓展，无不展现了他卓越的史学才能。 著名学者胡适曾赞叹道：“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，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。能够融南北之长，而去其短者，首推王国维与陈垣”。

而王国维不仅在学术上成绩突出，其淡泊名利、专心学问的人生态度也不能不为人所赞叹。他作为一代大学者，平生最大的乐趣，就是钻研那些无穷尽的学问。在平日里，他也一样不介入政治圈子，不结交权贵，不贪图享受，深居简出。可以说，做学问是他一生的事业和工作，而这种专注学问的态度，也正是人们所钦佩的地方。

做学问时，讲究独立，而在为人上，则是追求个性，不为人拘。在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清华校园，王国维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，穿大袍，勒条粗布腰带，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，而且，他顶着一条辫子。虽然辫子留得不合时宜，却也并非是为忠君而留。对于他而言，这条辫子存在的意义，是想要保存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，来作为与现实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征。而这种欲以一己之坚贞持守与社会相对抗的想法，于个人品格而言，实是令人敬佩。